作者：董战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李宏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任）
生态环境政策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动力系统，“十四五”时期的生态环境政策改革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考虑新发展阶段形势要求，科学谋划新思路，充分支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十四五”政策创新不仅要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保障，更要为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一是政策目标要科学。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等生态文明制度政策探索在稳步推进，但大多还处于试点或者逐步健全阶段，需要坚持和遵循习生态文明思想，着力提升效能、深化完善。二是政策功能要拓展。生态监管、海洋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需要纳入政策调控范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政策依然存在短板和弱项，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还不足，风险防控需要更加突出预防优先，生态环境政策的调控靶位要有新变化。三是政策重心要调整。产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结构性调控政策供给不足，政策实施效果不佳，也存在政策效应滞后等问题，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融合部切入谋划政策创新。四是政策体系要优化。要加快解决行政、市场和社会政策的角色分工和合理功能定位。此外，双碳政策、国际合作政策等需要跟上新形势。
强化结构调整政策激励。一是完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差别电价、水价政策，继续推进绿色税制改革，研究将VOCs、碳排放纳入环境保护税范围。二是加强能源替代补贴政策与天然气价格、电价等政策之间的协调，继续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鼓励煤炭等清洁和高效利用，完善新能源开发利用促进的价格与补贴政策。三是加大新能源货车财税支持力度，完善“公转铁”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多式联运产业基金，支持保险资金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方式参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健全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制度，构建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体系。
完善生态环境责任政策机制。一是增强人大、政协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中的作用，把海洋生态环境目标责任考核等纳入考核体系。二是打通排污许可、环境准入、总量控制、环境保护税等企业点源管理政策，构建完整的企业治污主体责任落实政策链，健全绿色设计政策。
加强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政策运用。一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资金项目储备库制度，制定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预算。二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区域性绿色发展子基金，健全上司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三是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制度，激活二级交易市场。四是强化中央财政在重要生态保护区域的生态补偿事权，建立长江、黄河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创新社会动员生态环境政策。一是实施补助、名誉认证等激励政策，推进建立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员、民间河长等制度。二是鼓励探索建立自愿者机制，把基层社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完善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等绿色生活创建与评选政策。
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政策创新。一是健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政策。推进建立生态环境空间前置政策机制，完善“三线一单”政策，推进以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的重要生态空间常态化监管。二是建立健全碳达峰政策体系。建立城市碳达峰的考核引导和激励政策体系，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积极推进碳金融创新助力减碳融资，推动城市梯度实现碳达峰。三是加强生态保护政策。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实施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监管，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定与实施。四是完善生态环境风险政策。构建源头预防优先、过程严管、事后严惩、追责赔偿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五是健全国际生态环境合作政策。深入推进国际生态环境合作、环境与贸易、对外投资政策等。
同步统筹做好政策改革的配套支撑体系，为政策实施做好保障。一是编制实施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规划，为生态环境政策改革提供科学的蓝图和施工安排，也增进社会各方对生态环境政策的可预期性。二是健全双政策评估机制，推进建立生态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机制以及重大社会经济与技术政策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机制，建立生态环境政策评估结果反馈机制与重大政策适时修订机制。三是在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各层级地方权责清单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协调机制。四是继续推进生态环境政策法制化，制定和完善排污许可、生态保护红线、气候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规划等法规。完善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的衔接机制，完善公民生态环境诉权的司法保障。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环保规划。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